7月17日，中國銀保監會公布《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互聯網貸款的內涵與范圍作出界定。

　　1. 助貸機構獲得監管“正名”

　　《辦法》出臺之前，很多方面預期監管會嚴格限制區域性銀行異地展業，從而使得主要服務區域性銀行的互聯網助貸模式無以為繼。值得慶幸的是，相關監管的嚴厲程度低于預期，草根金融創新的活力仍在。

　　整體來看，《辦法》展示出監管部門對互聯網消費金融業務態度的積極轉變，最受外界關注的一點在于，新政為助貸業務合規指明了方向，行業有望迎來良性快速發展。

　　金融革新的原動力包括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以及自下而上的草根革命。互聯網金融無疑是草根金融革命的典范。2013年開啟的互聯網金融創新創業浪潮是監管層過去對草根金融以“堵”向“梳”的一種積極嘗試，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間金融的陽光化。

　　然而，草根金融治理的長效治理機制還未構建，2016年就迎來了長達4年多、迄今尚未收官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在肯定整治對于風險防范的積極成效，以及互聯網金融創新成功切換成金融科技創新的同時，我們發現草根金融對于金融創新的正向價值正在被壓縮。

　　2. 最后一公里觸角的補位

　　我國的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值早在2015年就超過美國和英國，金融一流大國地位毋庸置疑，但由于開展金融業務的機構正規化程度不足但體制化程度過甚，中國仍稱不上世界一流的金融強國。

　　“正規化”指的是金融監管制度完備，金融機構開展業務有章可循;“體制化”指的是金融機構已經失去創新活力，尋求的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收益。在中國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是：早已正規化的金融機構長期在諸如存貸利差等政策保護下，形成了體制化的慣性，缺乏金融創新的激勵;而最具創新活力的草根金融機構由于監管層長期奉行的“堵”的思路，缺乏實現正規化的渠道。這些草根金融機構游離在金融監管之外，缺乏利益訴求的合法通道。非法集資這一達摩克利斯之劍也使得草根金融的創新活動難以得到法律保障，草根金融的發展陷入死循環：影響較小的草根金融創新活動不會引起注意，而影響較大的草根金融活動則很容易引來監管機構的叫停。

　　助貸機構作為金融科技時代傳統金融機構的“手”和“腳”，在一定程度上將自身的體制靈活性與傳統金融的信用相結合，實現了優勢互補，推動了更有效率的金融市場的到來。但是助貸機構并非要充當傳統金融的核心大腦，它更多是在市場上發揮最后一公里觸角的補位作用。也正是認識到這一點，《辦法》明確“核心風控環節應當由商業銀行獨立有效開展”，真正充當銀行風控核心大腦的應當是銀行自身。

　　3. 確立對助貸機構的監管邏輯

　　對互聯網金融在通過整治防范化解風險的同時需要積極疏導轉型方向，創造互聯網金融正規化的渠道。

　　互聯網金融的整頓過程中，許多金融創新創業者鋃鐺入獄，這里面固然有個人道德的問題，但也有宏觀大形勢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部分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通過轉型賦能持牌金融機構，成為了監管認定的金融科技企業，走向了新的發展模式，充分說明監管層對于互聯網金融一直堅持采取是“疏”的思路。

　　變“堵”為“疏”只是第一步，關鍵還在于及時為相關就機構提供合法身份，將其融入正規金融治理體系的一部分。通過助貸機構的賦能可以實現傳統金融覆蓋面的持續提升，在不降低普通老百姓滿足金融需求要求的基礎上實現金融風險的可控，在制度層面上保障金融持續創新的可能。

　　對于助貸機構的監管應堅持底線監管，避免其由正規化墮入體制化。真正從鼓勵助貸機構規范發展的角度看，監管層應創造條件讓助貸機構自身邁向正規化的征途，從而使得正規金融的存量中多一些新鮮的創新血液。

　　需要指出的是，“正規化”并非“體制化”，中國的金融體系并不缺乏“體制化”機構，恰恰稀缺的是來自民間的活力。“正規化”意味著其行為有規可循，在框架之內開展金融業務，受到框架的適當約束。考慮到助貸機構并非直接介入資金服務的性質，其本身可以選擇在框架之內，也可以選擇框架之外，這意味著框架之內的約束不能太過，且進入框架之內應當對于其有實際的價值。

　　當前對助貸機構適用備案制的底線監管思路。發牌照的思路無論初衷如何，但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助貸機構的體制化。故而只有堅持底線監管的思路，才能保持助貸行業內部的優勝劣汰，才能在正規化助貸機構的同時避免其體制化的傾向，而以助貸機構為代表的金融科技才有望對傳統金融機構形成經營理念與業務模式上的沖擊，推動金融改革從增量變革深入到存量優化

　　4.需達成金融和司法的共識

　　美國金融學會前主席、沃頓商學院教授Franklin Allen教授曾對我國民間金融市場做了兩個類別的劃分：一個是建設性的民間金融，另一個是毀滅性的民間金融。建設性的民間金融在推動我國小微企業成長和創新方面發揮了比銀行體系更為突出的價值，而毀滅性的民間金融則對于小微企業成長和創新帶來長遠傷害。

　　也正是基于差異化的民間金融市場對于微觀企業的不同影響，對于助貸機構的政策舉措的實施需要更為審慎，要鼓勵助貸機構賦能，實現其推動正規金融解決建設性民間金融所解決的小微創新創業問題，從而使得助貸機構本身更加具有建設性。

　　針對非持牌金融從業機構的規范，金融監管和司法之間一直都存在分歧，有所處角色的因素，也有專業背景認識上的差異。以小貸為例，2005年，由人民銀行試點，鼓勵民營資本介入，可以視為民間金融陽光化的一個渠道，但其長期沒有明確的法律身份。《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早在2015年就公開征求意見，但時至今日，仍未出臺。

　　這些年，央行層面上推動了小額貸款公司、融資租賃公司、保理公司以及一些互聯網金融機構接入央行征信系統，體現了政策的開明。但當前我國很多普惠金融層面的創新以及推動民間金融陽光化的努力越來越受制于司法方面相對謹慎態度的約束，金融監管方面騰挪的空間已經相對有限，如果助貸機構作為一種業態要在國內迎來大的發展，需要加快達成金融和司法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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